到黑格尔的“否定”起源。为什么要否定？生命冲动造成痛苦。生命冲动如何可能？似乎是上帝机能的无法发挥。机能从何而起？否定是机能的动力、还是机能是否定的条件？
人类究竟有限，认知能力到达极点，追溯的结局必然是上帝。不能解释，只能欣赏：上帝具备作为的条件，于是启动“自否定”力量，自由意志必然有为。是倾向有为的人设想了有为的上帝，还是有为的上帝创造了有为的人？系统哲学似乎无法避免循环论证。
重要的是，有为中，人无需为自己的甄别负责——无论如何，“理性的狡诈”后是上帝的偷笑。
恶使历史进步，狂热的行动主义者可以尽情作恶，在历史理性里，只需一次否定，你们就是善。
003
个人要有个人的思想史。下面的工作是将零碎物归类清理，予以考察。难以通过的一律置疑，穷究直到可通过。依此找出一贯标准，系统化是理想。
源于苦痛，源于“自否定”。辩证法不是方法，是借用、参杂方法的价值观。她是俗世的火，是众人的号角，我爱她。
一次否性后，一切化为虚无。它不是终点，是生命的过程，用来超越。否定之否定，废墟孕育出不可遏制的生机，欢呼着的时代精神降临。起来！去冒险、去犯错、去创造！“勇敢的奇才必然会狂笑而至”！
源于苦痛，源于“自否定”。辩证法不是方法，是借用、参杂方法的价值观。她是俗世的火，是众人的号角，我爱她。
一次否性后，一切化为虚无。它不是终点，是生命的过程，用来超越。否定之否定，废墟孕育出不可遏制的生机，欢呼着的时代精神降临。起来！去冒险、去犯错、去创造！“勇敢的奇才必然会狂笑而至”！
神迹降临《秋天1944》
文/李皖
那天在公共汽车上临窗坐着，好像有一丛风在胳膊上来回走动，皮肤上一阵一阵鼓起了寒栗，消失一层，又鼓起一层。是那么的明显，以致坐在旁边的晴晴大叫：苇苇你看，你看爸爸的手！
我告诉他们，我在听歌，我在听《秋天1944》，是它把我吹动了。
那是我的痼疾：当碰到一首好歌时，就像突然莅临凌晨4点的寒气，全身的毛孔会一下子乍起来，但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。《秋天1944》是那天临上车才买的，买的时候有点儿犹豫，作者黄大炜，虽然是我喜欢的，但这些年台湾的滥歌实在出得太多，所以并不敢抱什么期望。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，当上车后翻开《秋天1944》的歌词，才读了几行，我的脑子里已是连轰了几轰。
什么都不是 我们什么都不是 只是被遗忘在世界的一个角落 要爱 只能够向天乞求 不论是什么年代 为什么伤害 人性随手可买 随手可卖
我希望我陪你 回到那一年的上海 风不断地吹起 你眼里的怜爱 我看着我爱人 仿佛看着更爱的人 提一盏风灯 她从少女模样 变成妇人
风永远吹不停 in the fall of forty-four 我闭上眼去想 忍不住放声地哭 第一次我感觉 我的无能为力 天呀 如果我能 back in the fall of forty-fou*
天呀，我禁不住也跟着歌声在心里喊：天呀，这是一首什么歌？ 这是一首有神性的歌，它不寻常的宗教感给了我震撼。正是因为老天在上，那语言的奇迹才会一层层迸现的吧。“什么都不是 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”这是什么样的句子？“我看着我爱人 ，仿佛看着更爱的人。”这又是什么样的句子？而下面还有更奇妙的：“我看着我爱人， 心疼我们更爱的人。”
我被他打开了，我被这个叫黄大炜的汉子打开了，在幻想的1944年的秋天，在现实的2000年的夏末。公共汽车呜呜地向前疾驶，好象不是驶向我汉口的家，而是驶向1944年的上海，马达的轰鸣和歌曲庞大的复节奏，都在共同地助长着那动力的坚定的向前，虔诚的、沉痛的、吁求的、迅猛的、激越的、壮丽的、神圣的，向前。
有谁看得清 有谁可以看得清 在人与人之间珍贵的感情 去爱 学着去爱别人 学着尊重别人 不管他的地位 不管他的语言 他的颜色
我握着你的手 回到那一年的上海 风不断地吹起 却吹不断伤害 我看着我爱人 心疼我们更爱的人 留一盏风灯 仿佛看见你 流着眼泪
我不知道黄大炜写这首歌时是种什么样的心情，但我深信，他必在某一个时刻到达了崇高，到达了仰看苍天悲看世人的悲悯。心里没有神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，细细碎碎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。风永远吹不停／在1994年的秋天／我闭上眼去想／忍不住放声地哭／第一次我感觉 ／我的无能为力／天呀 如果我能回到／1944年秋天的上海
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，天空打开，天空光芒涌现，平凡的神迹在平凡的有神人的头顶降临？并没有1944年的上海，并没有1944年的上海的秋天，但是那一刻，那一个秋天却真真切切地出现了，比一切秋天更强大，比正在经历的世事、动荡、人潮、海浪、暴风雨都更强大，它穿过了远方，穿过了城市的上空，穿过了房顶，垂直地、在一个从未经历过它的人身上，栩栩如生、真真实实、血肉连心、情景俱现地，降临了。
那巨大的爱，源自于巨大的伤害；巨大的有，源自于无。“要爱，只能够向上天祈求！”这既是事实，也是那歌者的决定，于是他这样喊起来，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；我们无能为力，只能向上天吁请。身上没有一件衣服，心里没有一点安慰，正是在这样的时候，那巨大无比的爱迸现了，它击破了黑暗，把卑微的人一举占领。
而黄大炜的声音，是那种质量很大的声音。李宗盛说它，“将会令许多自以为会唱歌的男歌手虚心检讨”。如果说大部分流行歌星的声音是水、是气、是叶小颈细的细草，那么，黄大炜的声音，便是钢铁。同样，不同于大部分流行歌星的窃窃私情，黄大炜用钢铁般的厚重唱出的，是势大力沉的人性悲叹，他的歌声不仅覆盖了他自己，还往往能覆盖更为广阔的时间和人群。它不是个人的，而是人的；不是情绪，而是感情；不是伤心，而是悲恸；不是一次受伤，而是永远剧痛。而黄大炜的作曲和演唱，一句是一句，每句重重停顿，每一句都沉实，每一句都有缓缓放下的份量。44年的秋天，99年的秋天，2000年的秋天，这个世纪的秋天，便都在这样的叹息里重合了。逝去的人，过去的人，现在的人，明天的人，便都在这样的感慨里重合了。在1944年的秋天里，黄大炜几乎是武断地用这样的句子涵盖起一切：不论是什么年代，为什么伤害，人性随手可买， 随手可卖。
现在想起来，1990年那首《让每个人都心碎》里，黄大炜已经开始崭露他对于人性卑微的覆盖力，虽然从字面看，那不过是首伤感的情歌而己，但是，它的情绪绝不仅仅是伤感，而具有了笼盖众生的宏大的悲痛，萧萧瑟瑟的音乐所塑造出的铺天盖地的情怀，就像天空中的滚滚乌云，紧紧压迫在蚁类一样渺小的城市人的心灵上空：你的泪烫伤我的脸／那一次我尝到伤悲／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／寂寞是被原谅的罪／爱情怎能让每个人都心碎／爱情怎能让每个人都心碎。
我听过黄大炜的歌不下30首，有中文的，有英文的，他是张学良的外孙，生在香港，长在夏威夷，在国外倒比在国内生活时间更长，似乎写英文也比写中文更顺畅。他的音乐也很杂，朋克、节奏布鲁斯、灵魂乐，在作品中到处冒，但不像今天的新新人类那么类型化（比如同样是在美国长大的王力宏和陶哲）。但黄大炜之于我，有时还是有点隔，并不是文化的原因，而是力度。在很多时候，他的歌气魄够大、力量够大，但是却超不出失散分离的痛苦，只有《让每个人都心碎》和《秋天1994》是个例外。 据说，《秋天1994》也是先有英文原词，然后假手他人作成中文，不想竟能这样的统一，词、曲、编、唱都像一瞬间由一个人强力喷发形成的，谁也不会想到其前后竟经历了8年的酝酿和磨合。
黄大炜是个性情中人，就是那些不入眼的歌，也往往能感受其至情至性，感受他浓烈的真情干云的雄浑血性。他会所有的乐器，他一个人演奏所有的乐器（只有个别地方除外），这个对常人算得上是惊人的优点，对黄大炜来说倒像是小节了。
中国是一个不敬神的国度。一首充满神性的歌，竟出现在一首中文歌曲里，令人讶异。而且这神性不是刻意地作出，不是专唱给上帝的圣颂，而是从一首流行情歌、从一个人血液的深处自然地散发出来，与同样属于宗教的创作——黄国伦的《天使》（1996）、李恕权的《在之前》（2000年）相比，它出现的地方的普通，反说明了它的深入和不寻常。所以我记下了这些，并在此记下这首歌所有的参与者，他们是： 作曲和英文原词：黄大炜。编曲和故事：郭巍。中文歌词：林利南。合成器和鼓机程式：郭巍。演唱、吉它、贝司：黄大炜。出版录音在黄大炜的家中录制。
关于《秋天1944》创作过程，黄大炜曾在访谈中说过这么一段话： 我大概在8年前开始找一个开门的声音，怎么也找不到，我就去了我一个好朋友郭巍的录音室里面问他，他翻了一下，然后拿出一段音乐给我听，就是《秋天1944》这段音乐。那时只有一小段，我一听到这个感觉我就疯了，我就问这是什么歌，他说不是歌，是一段音乐，我说你这个旋律是什么，他说我不写旋律的，我说不可能的，一定要有旋律的才行，他说那你就拿去写吧。我们那天坐下来聊了一个故事，几乎写了一个剧本，然后我回去把旋律和原来的英文歌词写下来。有时候有些事情解释得太细的话，画面会不见了，我只能说那段音乐加上原来的歌词给我很40年代的，很黑白，很悲哀又很伟大的感觉，很大气的一段音乐。所以这首歌有一点是我第一次做实验写一首和平的歌曲，也有说不要忘记以前发生过的事情，所有的感觉都在里面。那为什么到最后还保持英文“fall of 44”那句呢？很简单，我的老板和郭巍都很喜欢张爱玲的作品，刚好也是40年代在上海，所以全部加起来才能形容那个画面。那为什么44年呢？这个完全是一个压韵的问题，我试过其他的数字，很难听，所以到最后还是44。
据说，歌写好后，每隔两三年黄大炜又会重做一次，一直没有拿出来发表，直到2000年2月与大宇唱片公司合作推出黄大炜的个人第六张专辑。
那天在公共汽车上临窗坐着，好像有一丛风在胳膊上来回走动，皮肤上一阵一阵鼓起了寒栗，消失一层，又鼓起一层。是那么的明显，以致坐在旁边的晴晴大叫：苇苇你看，你看爸爸的手！
我告诉他们，我在听歌，我在听《秋天1944》，是它把我吹动了。
那是我的痼疾：当碰到一首好歌时，就像突然莅临凌晨4点的寒气，全身的毛孔会一下子乍起来，但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。《秋天1944》是那天临上车才买的，买的时候有点儿犹豫，作者黄大炜，虽然是我喜欢的，但这些年台湾的滥歌实在出得太多，所以并不敢抱什么期望。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，当上车后翻开《秋天1944》的歌词，才读了几行，我的脑子里已是连轰了几轰。
什么都不是 我们什么都不是 只是被遗忘在世界的一个角落 要爱 只能够向天乞求 不论是什么年代 为什么伤害 人性随手可买 随手可卖
我希望我陪你 回到那一年的上海 风不断地吹起 你眼里的怜爱 我看着我爱人 仿佛看着更爱的人 提一盏风灯 她从少女模样 变成妇人
风永远吹不停 in the fall of forty-four 我闭上眼去想 忍不住放声地哭 第一次我感觉 我的无能为力 天呀 如果我能 back in the fall of forty-fou*
天呀，我禁不住也跟着歌声在心里喊：天呀，这是一首什么歌？ 这是一首有神性的歌，它不寻常的宗教感给了我震撼。正是因为老天在上，那语言的奇迹才会一层层迸现的吧。“什么都不是 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”这是什么样的句子？“我看着我爱人 ，仿佛看着更爱的人。”这又是什么样的句子？而下面还有更奇妙的：“我看着我爱人， 心疼我们更爱的人。”
我被他打开了，我被这个叫黄大炜的汉子打开了，在幻想的1944年的秋天，在现实的2000年的夏末。公共汽车呜呜地向前疾驶，好象不是驶向我汉口的家，而是驶向1944年的上海，马达的轰鸣和歌曲庞大的复节奏，都在共同地助长着那动力的坚定的向前，虔诚的、沉痛的、吁求的、迅猛的、激越的、壮丽的、神圣的，向前。
有谁看得清 有谁可以看得清 在人与人之间珍贵的感情 去爱 学着去爱别人 学着尊重别人 不管他的地位 不管他的语言 他的颜色
我握着你的手 回到那一年的上海 风不断地吹起 却吹不断伤害 我看着我爱人 心疼我们更爱的人 留一盏风灯 仿佛看见你 流着眼泪
我不知道黄大炜写这首歌时是种什么样的心情，但我深信，他必在某一个时刻到达了崇高，到达了仰看苍天悲看世人的悲悯。心里没有神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，细细碎碎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。风永远吹不停／在1994年的秋天／我闭上眼去想／忍不住放声地哭／第一次我感觉 ／我的无能为力／天呀 如果我能回到／1944年秋天的上海
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，天空打开，天空光芒涌现，平凡的神迹在平凡的有神人的头顶降临？并没有1944年的上海，并没有1944年的上海的秋天，但是那一刻，那一个秋天却真真切切地出现了，比一切秋天更强大，比正在经历的世事、动荡、人潮、海浪、暴风雨都更强大，它穿过了远方，穿过了城市的上空，穿过了房顶，垂直地、在一个从未经历过它的人身上，栩栩如生、真真实实、血肉连心、情景俱现地，降临了。
那巨大的爱，源自于巨大的伤害；巨大的有，源自于无。“要爱，只能够向上天祈求！”这既是事实，也是那歌者的决定，于是他这样喊起来，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；我们无能为力，只能向上天吁请。身上没有一件衣服，心里没有一点安慰，正是在这样的时候，那巨大无比的爱迸现了，它击破了黑暗，把卑微的人一举占领。
而黄大炜的声音，是那种质量很大的声音。李宗盛说它，“将会令许多自以为会唱歌的男歌手虚心检讨”。如果说大部分流行歌星的声音是水、是气、是叶小颈细的细草，那么，黄大炜的声音，便是钢铁。同样，不同于大部分流行歌星的窃窃私情，黄大炜用钢铁般的厚重唱出的，是势大力沉的人性悲叹，他的歌声不仅覆盖了他自己，还往往能覆盖更为广阔的时间和人群。它不是个人的，而是人的；不是情绪，而是感情；不是伤心，而是悲恸；不是一次受伤，而是永远剧痛。而黄大炜的作曲和演唱，一句是一句，每句重重停顿，每一句都沉实，每一句都有缓缓放下的份量。44年的秋天，99年的秋天，2000年的秋天，这个世纪的秋天，便都在这样的叹息里重合了。逝去的人，过去的人，现在的人，明天的人，便都在这样的感慨里重合了。在1944年的秋天里，黄大炜几乎是武断地用这样的句子涵盖起一切：不论是什么年代，为什么伤害，人性随手可买， 随手可卖。
现在想起来，1990年那首《让每个人都心碎》里，黄大炜已经开始崭露他对于人性卑微的覆盖力，虽然从字面看，那不过是首伤感的情歌而己，但是，它的情绪绝不仅仅是伤感，而具有了笼盖众生的宏大的悲痛，萧萧瑟瑟的音乐所塑造出的铺天盖地的情怀，就像天空中的滚滚乌云，紧紧压迫在蚁类一样渺小的城市人的心灵上空：你的泪烫伤我的脸／那一次我尝到伤悲／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／寂寞是被原谅的罪／爱情怎能让每个人都心碎／爱情怎能让每个人都心碎。
我听过黄大炜的歌不下30首，有中文的，有英文的，他是张学良的外孙，生在香港，长在夏威夷，在国外倒比在国内生活时间更长，似乎写英文也比写中文更顺畅。他的音乐也很杂，朋克、节奏布鲁斯、灵魂乐，在作品中到处冒，但不像今天的新新人类那么类型化（比如同样是在美国长大的王力宏和陶哲）。但黄大炜之于我，有时还是有点隔，并不是文化的原因，而是力度。在很多时候，他的歌气魄够大、力量够大，但是却超不出失散分离的痛苦，只有《让每个人都心碎》和《秋天1994》是个例外。 据说，《秋天1994》也是先有英文原词，然后假手他人作成中文，不想竟能这样的统一，词、曲、编、唱都像一瞬间由一个人强力喷发形成的，谁也不会想到其前后竟经历了8年的酝酿和磨合。
黄大炜是个性情中人，就是那些不入眼的歌，也往往能感受其至情至性，感受他浓烈的真情干云的雄浑血性。他会所有的乐器，他一个人演奏所有的乐器（只有个别地方除外），这个对常人算得上是惊人的优点，对黄大炜来说倒像是小节了。
中国是一个不敬神的国度。一首充满神性的歌，竟出现在一首中文歌曲里，令人讶异。而且这神性不是刻意地作出，不是专唱给上帝的圣颂，而是从一首流行情歌、从一个人血液的深处自然地散发出来，与同样属于宗教的创作——黄国伦的《天使》（1996）、李恕权的《在之前》（2000年）相比，它出现的地方的普通，反说明了它的深入和不寻常。所以我记下了这些，并在此记下这首歌所有的参与者，他们是： 作曲和英文原词：黄大炜。编曲和故事：郭巍。中文歌词：林利南。合成器和鼓机程式：郭巍。演唱、吉它、贝司：黄大炜。出版录音在黄大炜的家中录制。
关于《秋天1944》创作过程，黄大炜曾在访谈中说过这么一段话： 我大概在8年前开始找一个开门的声音，怎么也找不到，我就去了我一个好朋友郭巍的录音室里面问他，他翻了一下，然后拿出一段音乐给我听，就是《秋天1944》这段音乐。那时只有一小段，我一听到这个感觉我就疯了，我就问这是什么歌，他说不是歌，是一段音乐，我说你这个旋律是什么，他说我不写旋律的，我说不可能的，一定要有旋律的才行，他说那你就拿去写吧。我们那天坐下来聊了一个故事，几乎写了一个剧本，然后我回去把旋律和原来的英文歌词写下来。有时候有些事情解释得太细的话，画面会不见了，我只能说那段音乐加上原来的歌词给我很40年代的，很黑白，很悲哀又很伟大的感觉，很大气的一段音乐。所以这首歌有一点是我第一次做实验写一首和平的歌曲，也有说不要忘记以前发生过的事情，所有的感觉都在里面。那为什么到最后还保持英文“fall of 44”那句呢？很简单，我的老板和郭巍都很喜欢张爱玲的作品，刚好也是40年代在上海，所以全部加起来才能形容那个画面。那为什么44年呢？这个完全是一个压韵的问题，我试过其他的数字，很难听，所以到最后还是44。
据说，歌写好后，每隔两三年黄大炜又会重做一次，一直没有拿出来发表，直到2000年2月与大宇唱片公司合作推出黄大炜的个人第六张专辑。
002
功利之上尚有？
即是康德美学的“无目的的合目的”在身处的环境有多大的实践可能？即是让生活浑然成审美状态是否可行（哪怕在微小的部分）？
也即功利是否应该成为唯一重要的动因？是否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唯一动因，任何的超出都不能完成自我说服？“意义”是否等同于现实的有用性？说某人某事有用，是说他（它）具有达成目的的可能？
比如道德行为，并非出于意愿，而是出于避免惩罚、谋求利益、道德实现的成就。先有目的的存在，权衡判断后才行动。道德行为必须对施者有裨益，是为此而道德，并非“无目的的合目的”为道德而道德？
比如宗教信仰的日益世俗化是否意味功利主义的完胜？不信教是由于信教不能生出许多好处，同时拜很多教（日、韩这种情况多）是由于回报大于投资，根本无暇顾及宗教的终极关怀？作为“悬设”的上帝有多大的说服力（尤其对没有信仰传统且无神论者统治的我们）？
也就是说，典型的中国人能否想象得出“彼岸”的存在、能否理解“物自体”的不可知、能否接受终极关怀（抛弃功利的、不限于基督教模式）？如果都否，我们无法接受超验，那么，如果我们有精神世界，通向它的路在哪里？
即是康德美学的“无目的的合目的”在身处的环境有多大的实践可能？即是让生活浑然成审美状态是否可行（哪怕在微小的部分）？
也即功利是否应该成为唯一重要的动因？是否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唯一动因，任何的超出都不能完成自我说服？“意义”是否等同于现实的有用性？说某人某事有用，是说他（它）具有达成目的的可能？
比如道德行为，并非出于意愿，而是出于避免惩罚、谋求利益、道德实现的成就。先有目的的存在，权衡判断后才行动。道德行为必须对施者有裨益，是为此而道德，并非“无目的的合目的”为道德而道德？
比如宗教信仰的日益世俗化是否意味功利主义的完胜？不信教是由于信教不能生出许多好处，同时拜很多教（日、韩这种情况多）是由于回报大于投资，根本无暇顾及宗教的终极关怀？作为“悬设”的上帝有多大的说服力（尤其对没有信仰传统且无神论者统治的我们）？
也就是说，典型的中国人能否想象得出“彼岸”的存在、能否理解“物自体”的不可知、能否接受终极关怀（抛弃功利的、不限于基督教模式）？如果都否，我们无法接受超验，那么，如果我们有精神世界，通向它的路在哪里？
001
标准、流行、通俗
“看好的文章是不行的，要看最好的文章。读好的书是不行的，要读最好的书。”
好、最好都要比较。说是好的，是相对坏的，不能相对于最好的。标准在哪里？标准必须允许讨论，即便是要放到无限狭小的范围。
比如好书的标准，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（老书）、口碑好的（所谓文化人的推荐）、逻辑严密结构清晰的、有助于思维扩散的；或者还有照本可立即运用的、包装精美的……
时间以怎样的方式检验？或者，在书籍的领域怎样进行优胜劣汰？我们如何知道特征人物的轶事秘闻？“述而不作”怎样被人记住？是否必须经历流行、通俗化的过程（至少在一定的相关领域内，如书商、书评人、兴趣者的口口相传）？
可见，标准是别人的标准，可能是前人的标准、多数人的标准。在这个角度看，对流行文化的疾恶如仇的疯狂就显得有些浅薄了。
“看好的文章是不行的，要看最好的文章。读好的书是不行的，要读最好的书。”
好、最好都要比较。说是好的，是相对坏的，不能相对于最好的。标准在哪里？标准必须允许讨论，即便是要放到无限狭小的范围。
比如好书的标准，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（老书）、口碑好的（所谓文化人的推荐）、逻辑严密结构清晰的、有助于思维扩散的；或者还有照本可立即运用的、包装精美的……
时间以怎样的方式检验？或者，在书籍的领域怎样进行优胜劣汰？我们如何知道特征人物的轶事秘闻？“述而不作”怎样被人记住？是否必须经历流行、通俗化的过程（至少在一定的相关领域内，如书商、书评人、兴趣者的口口相传）？
可见，标准是别人的标准，可能是前人的标准、多数人的标准。在这个角度看，对流行文化的疾恶如仇的疯狂就显得有些浅薄了。
白话诗
关于诗的争论是关于标准的争论，关于标准的争论对争论双方都不会有对错。
白话诗的标准是什么？好的诗的标准是什么？诗人是不是只允许写出被多数人认可的好诗？以诗的形式进行“糟糕的”表达是不是应该被所有人批评她辱没了诗？诗的表达是个人的还是公众的？“诗人”是不是必然意味着纯洁高尚？“诗人”是否需要始终保持圣洁的姿态接受某些人群的膜拜，如果不小心松弛，就必须面对口水？尤其提出的是，对“诗”的讨论、对“诗人”的讨论以及对“诗人”作为人在其他层面问题的讨论应不应该被混为一谈？
没有讨论环境。糟糕的是恶劣环境的扩散，将令人避无可避。每当想到我们是在和怎样一些怀有奇怪思维的人共处，一种成就感就油然而起。
或者都知道没什么好吵的。只是打发时间，只是为做时尚的人，只是为找到团队作战的感觉对抗孤独，只是在激烈的对骂中宣泄情绪？
一个又一个光鲜的词在时代大潮倒下。小姐、同志、老师……现在轮到了诗人。退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，我能体会到这种前仆后继的惊心动魄。下一个是谁，或者下一拨是谁？教授好像正在局部性失守……
盲动，或者是值得同情的（信仰的缺失？）、需要警醒的（不满的爆发？）、必须参与的（时代的方向？）……事情总是这样，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选择。无疑，最坏的选择是回避。
有时候只能给出一个结论，没必要论证；有时候给不出结论，只能扔出一些问题。更多的时候，最大的问题在提出问题。我们面临众多的可能性，只能保留众多选择的一种，对问题的捕捉是态度的暴露。……提出问题是困难的、进行论证是困难的、给出结论是困难的，在我们不是仅仅为“我”的时候。
在世界形成之前，世界就已经是这个样子。有人谨慎得成了老虎后面的狐狸，只在等待捕食机会。面对他们的最好选择是 沉默。幸运的是，我们有更多的时候不需要面对他们——沉默总是不对的。
白话诗的标准是什么？好的诗的标准是什么？诗人是不是只允许写出被多数人认可的好诗？以诗的形式进行“糟糕的”表达是不是应该被所有人批评她辱没了诗？诗的表达是个人的还是公众的？“诗人”是不是必然意味着纯洁高尚？“诗人”是否需要始终保持圣洁的姿态接受某些人群的膜拜，如果不小心松弛，就必须面对口水？尤其提出的是，对“诗”的讨论、对“诗人”的讨论以及对“诗人”作为人在其他层面问题的讨论应不应该被混为一谈？
没有讨论环境。糟糕的是恶劣环境的扩散，将令人避无可避。每当想到我们是在和怎样一些怀有奇怪思维的人共处，一种成就感就油然而起。
或者都知道没什么好吵的。只是打发时间，只是为做时尚的人，只是为找到团队作战的感觉对抗孤独，只是在激烈的对骂中宣泄情绪？
一个又一个光鲜的词在时代大潮倒下。小姐、同志、老师……现在轮到了诗人。退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，我能体会到这种前仆后继的惊心动魄。下一个是谁，或者下一拨是谁？教授好像正在局部性失守……
盲动，或者是值得同情的（信仰的缺失？）、需要警醒的（不满的爆发？）、必须参与的（时代的方向？）……事情总是这样，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选择。无疑，最坏的选择是回避。
有时候只能给出一个结论，没必要论证；有时候给不出结论，只能扔出一些问题。更多的时候，最大的问题在提出问题。我们面临众多的可能性，只能保留众多选择的一种，对问题的捕捉是态度的暴露。……提出问题是困难的、进行论证是困难的、给出结论是困难的，在我们不是仅仅为“我”的时候。
在世界形成之前，世界就已经是这个样子。有人谨慎得成了老虎后面的狐狸，只在等待捕食机会。面对他们的最好选择是 沉默。幸运的是，我们有更多的时候不需要面对他们——沉默总是不对的。
大问题
烦恼都是自己找来的，现在开始驱散它们。我要庆幸没有太早的直接面对“大问题”，在此之前，体力和心理可能无法承受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开始觉得能摆脱书生意气了，柔弱或造作都有碍于肉搏。
我知道什么？为什么要知道些什么？知道意味什么？怎样才能知道？……把这些问题放到具体情境里，会发现很多明白无误的东西经不起“审视”。如果作为基础的它们并不如想当然的牢固，甚至不堪推敲，同时多数人都依据它们行动着，世界就都变得荒谬起来。
《大问题》列出了16条。这些问题不是大而不当或不言自明的。如果做到心口一致、言行一致，它们都需要谨慎作答。
我知道什么？为什么要知道些什么？知道意味什么？怎样才能知道？……把这些问题放到具体情境里，会发现很多明白无误的东西经不起“审视”。如果作为基础的它们并不如想当然的牢固，甚至不堪推敲，同时多数人都依据它们行动着，世界就都变得荒谬起来。
《大问题》列出了16条。这些问题不是大而不当或不言自明的。如果做到心口一致、言行一致，它们都需要谨慎作答。
问题旨在让你清楚说出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相信些什么。比你所相信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理由。
1、有没有你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东西？如果有，是什么？
2、如果你只有几分钟（几天、二十年）可以活，你将怎样利用这段时间？
3、人的生活拥有哪些在牛或昆虫那里无法找到的目的？你的生活目标是什么？
4、你信仰上帝么？为什么？上帝是怎样的（即你所信仰的是什么）？你怎样向一个不信上帝的人证明你所相信的是真的，即上帝的确是存在的（什么会使你改变想法）？
如果你不信仰上帝，那么为什么不信？描述一下你不相信的上帝是什么（有没有其他你愿意接受的上帝概念？什么会使你改变想法）？5、下面哪种东西最“真实”——是你坐的椅子，构成这张椅子的分子，还是当你坐在上面时的感受印象？
6、你怎样证明你的确有思想和感觉，的确有一个“心灵”？
7、假如只有你一个人相信地球是绕太阳转的而非相反。你所相信的是真的吗？
8、假如你觉得这样一种想法是可能的或至少是可以设想的：你此刻仍然在床上睡着觉，只不过是梦见自己在看blog。你该怎样向你证明这不是真的，你其实正醒着？
9、把你当成小说中的人物描述一下自己。谈谈你的特征。最终成了什么样的人？你喜欢这个人吗？喜欢（不喜欢）他的那些方面？
10、你怎样向一位外星来客解释你是谁？
11、你愿意跨进快乐箱吗？
12、一个好人必定会快乐吗？生活最终是公平的吗？
13、你相信杀生在任何情况都是错误的吗？
14、你是否曾作过一个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决定？
15、自由总是一件好事吗？
16、你想要孩子吗？为什么？
说清楚
在说服自己的角度，我不觉得八面玲珑的滥好人有什么德行，也不觉得插科打诨的小聪明有什么德行。保留意见的乖巧除了把世界变得更混乱更糟糕，也是为虎作伥，是智慧或者至少是勇气的缺乏。一个人不能总是方方正正人见人爱的憋屈着。
做一个预设，德行是好东西，值得为她奉献我的鲁莽和勇敢。开始去试着把一些基本的东西说清楚。如果它本身是不清楚地，就去说清它的不清楚；如果它本身很清楚，是我说不清楚，就去逐渐地把它说清楚。
我似乎找到了一个能令我长久兴奋的方向。我常常会十分想念很多人，男的和女的，聪明的和漂亮的，成功的和即将成功的……他们中的很多会已经不记得我了，有些还没有理由地把我当作宿怨。我还是会想他们。
在我高兴的时候，我希望看到的想到的人都高兴；在我难受的时候，我希望谁也不要认得我记起我。祝愿所有的人节日愉快。就这样。
做一个预设，德行是好东西，值得为她奉献我的鲁莽和勇敢。开始去试着把一些基本的东西说清楚。如果它本身是不清楚地，就去说清它的不清楚；如果它本身很清楚，是我说不清楚，就去逐渐地把它说清楚。
我似乎找到了一个能令我长久兴奋的方向。我常常会十分想念很多人，男的和女的，聪明的和漂亮的，成功的和即将成功的……他们中的很多会已经不记得我了，有些还没有理由地把我当作宿怨。我还是会想他们。
在我高兴的时候，我希望看到的想到的人都高兴；在我难受的时候，我希望谁也不要认得我记起我。祝愿所有的人节日愉快。就这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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